1.这是极为特殊的历史转折期，物质文明发展到这一步注定了精神（信仰）的缺失，灵魂空虚、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堕入虚无主义，只能沉浸在金钱物质欲望和肉体感官刺激中，有各种不安和痛苦。多少年轻人也失去了纯真的理想和纯美的爱情。这绝不仅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悲剧，而是任何一种生命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注定的悲哀。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该怎样活着？
2.“欲望的规律”：人生就是由欲望不满足而痛苦和满足之后无趣这两者所构成。你满心期待着未来的某个快乐，却未必理智认知到了它是短暂的而不会持久。人的本质是痛苦，快乐充满幻灭感，只是昙花一现。——这个描述有两种含义：一、人的欲望生发的规律显得生命充满无意义感；二、人的欲望实现后的感受的规律。感受只发生在“陌生”阶段，一旦“熟悉”了对象，大脑就不再接受刺激，感受就消失了。
3.我们总是害怕死亡，而如果人真的可以永远活着，我想人们同样会像害怕死亡一样害怕永恒，或厌倦永恒。
4.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观是：生命的长度无须受制于肉体自然的衰败，它应该是受你的心灵、你的快乐的需要而去自主选择。我们现在这样，“活着”等于“自然生命时间”，在其间被无常，被疾病，被死神奴役，有的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还要在沉重的道德压力下始终保持“活着”，这并不是人们的善，反而是恶。人们可真正去同情他们的大不幸？为了尊重生命，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这死亡的权利让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让一切生活平等，让生和死平等。人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人不会再被迫为物质生活、为世俗尊严而疲于奔命。每个人以他乐意的方式存在。（国家的公权力应该为“死亡权利”提供支持。）
5.人们总爱追问人生的意义，其实人生本无所谓意义，因为：存在先于本质，先有“存在”，然后才有对这个“存在”的本质是什么的描述，“意义”也属于描述的内容。
6.宇宙一切存在，本身是如何得以存在的？——这个问题足以摧垮你的无信仰主义。你不能不对自身以及对这个世界感到震惊。
7.现代文明里的人在成年后余生都在用大量的时间干一件事：治愈自己。包括但不限于画画、钓鱼、看足球、打游戏。它们已然不是一种兴趣爱好了，而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但这些方式都不能真正实现治愈，只是止痛药。很多人将目光转向宗教，由于他不能真信，因此宗教仅仅是安慰剂，连止痛药都不如。我（龚咏雨）写《重大人生启示录》其实就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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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致力于国家的改革和治理，秉持着“克忠厚信”之箴言，以其宏伟的政治抱负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深知只有自身足够的修养和气质修炼，才能顺利实现政治理想。曾国藩用他自己的言行践行了“所以克忠厚信，本于勿事以诱人之害，勿言以观人之恶，勿仁以收人之愚，勿利以贫人之财”。其中的“克忠厚信”意味着他时刻以忠、厚、信为行为准则，为政治上良行榜样之一。
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心学”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善良，是可以通过修养和实践来恢复的。他反对传统的“心外物”思想，强调人的内心的改造和完善。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真正实现对道德的理解和应用。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道：“性即心，心即理，人能鉴己，皆内法”。他对个人修养的强调，与曾国藩关于政治修养和道德操守的思想不谋而合。
曾国藩和王阳明都强调了个人修养和品德的培养。两位先贤都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曾国藩在《曾文正公家书》中教导子侄：“事物以人为本，人之以德治国，则天下太平，人之以利治国，则天下可能塌矣。”他强调了个人的德行对国家的治理至关重要。王阳明也在《孝经》中指出：“治国有常，而家无常，故圣人以忠为常，以孝为贵。”他指出家庭和社会都需要以孝孕育忠诚，以孝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曾国藩和王阳明都对于教育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贡献。曾国藩提出了“以文化救国”的主张，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并塑造起人们的品德和能力，才能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他倡导注重实践和经验，在田之启蒙、从业之启蒙、研讨之启蒙等方面提供了个体成长和精神激励。而王阳明则强调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思考能力，他宣扬“百川归海，何以积也？”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财富。
曾国藩对王阳明的思想持高度认同是有一定原因的。两位先贤都是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高度责任感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互补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应该向曾国藩和王阳明这样伟大的先贤学习，以他们的观点和实践为指导，不仅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能力，更要注重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质的提升，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